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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与最高法院法官:共评共议《民法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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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 I 来源导读《民法典(草案)》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在即。作为托付起十四亿中国人美好期盼的伟大法律工程,广泛宣传、正确理解和适用好民法典是法院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第二巡回法庭邀请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与二巡法官共评共议《民法典(草案)》热点话题。本期刊发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分党组书记、庭长贺小荣大法官与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副校长杨松教授就民法典制定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对话,以及关于《民法典(草案)》的结构、公私法交融与绿色原则三个问题研讨内容。关于民法典制定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杨松(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副校长):《民法典(草案)》即将由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这是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能够亲身参与民法典的审议制定,见证民法典的诞生,我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从大法官的视角看,您觉得选择“民法”成“典”有何特殊的意义?贺小荣(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诚如您所言,即将通过的《民法典》是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关乎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是非曲直、言行举止,直接决定并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将老百姓最关心的民事权利统一纳入一部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十四亿中国人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制定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是法治中国进入新时代最鲜明的标志。民法典在中外历史上都曾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公元十二世纪,《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成为罗马法复兴的标识,影响了大陆法系数百年的发展演变。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吸收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成果,确立了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成为拿破仑引以为傲的近代资本主义民法典的典范。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发展和完善了合同和所有权制度,发挥了组织动员社会资源的强大力量,推进了德国由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为德国最终成为欧洲工业强国提供了法律支撑。1898年的《日本民法典》,促进了日本从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型,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图强”的标志性成果。中华法系自古以来一直保持“诸法合体”的传统,以人身权和财产权为核心的民事法律未能独立发展成典,大量的民事法律关系靠习惯、伦理、礼俗、家规调整。随着清末国门被打开,晚清曾聘洋人作立法顾问,于1911年清朝覆亡时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成为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符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为民法典的制定进行过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编纂民法典”,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在需求,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应然之举。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伟大的法典。在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伟大历史节点上,饱含着十四亿中国人意愿、承载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精粹、凝聚着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民法典,不仅为全体社会成员干事创业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还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诞生于21世纪的中国民法典,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时代界碑。杨松代表:制定这样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民法典,必将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积极影响,必将给我们的社会活动带来巨大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也是全方位的。贺小荣大法官:是的,民法典的制定出台,必将深刻影响老百姓的行为预期和行为方式,必将增强社会大众的权利意识、规范意识、程序意识、秩序意识和解纷意识,必将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最典型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更加全面。这次民法典草案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改变了大陆法系国家民事立法的传统,彰显了21世纪信息社会人格权保护的特殊价值。二是在民事法律中注重弘扬中华文化的民族气质。如民法典草案将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维护家庭和睦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凸显了民法典的中国底色,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三是更加重视平等保护产权。“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次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社会成员明确行为预期、稳定财产关系,激发民众创造财富的巨大热情。四是更加强调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合同自由和契约精神是市场配置资源和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保证。只有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诚信原则确立为合同自由的基础,才能够营造稳定、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才能够在全社会培植守信践诺的契约精神,才能够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营商环境。五是强调恪守公法秩序和公序良俗。民事活动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但同时又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只有将法律和公序良俗置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之上,我们才能坚守社会治理的底线和原则,才能将人的价值和尊严永远置于法律保护的至高地位。六是更加强调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作为诞生于21世纪的中国民法典,应当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立法的价值追求。制定一部爱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绿色民法典,是我们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国担当作为的必然选择。关于民法典与知识产权的问题孙东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民法典(草案)》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可谓集我国民事法律之大成,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也是规范一切民事活动的法律百科全书。其中,对物权、合同(主要是债权)和人身权等民事权利都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范,甚至人格权都已单独成编,唯独没有对知识产权作出全面系统的规范,在体例和结构上更没有单独成编规定。作为科研人员,我和许多人一样,都很关心这其中的考虑是什么,也有人担心会不会影响对知识产权、科技创新的保护。我觉着,需要加大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和宣传,避免国内外有人会产生误解或误读。郃中林(第二巡回法庭分党组副书记、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确实像您讲的,这个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和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共有过5次民法典编纂活动,前3次都没有涉及知识产权问题,2002年第4次启动和2014年后的第5次,也就是本次启动,虽都有涉及,但也都是仅有一个条文,都没有独立成编。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章专节共4个条文规定了知识产权。在此前后,我国陆续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以及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一系列专门法律法规。2017年制定《民法总则》时仅在民事权利章第123条对知识产权作了一条概括性、原则性、指示性的规定,这次《民法典(草案)》第123条与《民法总则》完全一样。对此,2018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说明中提出,在确定哪些内容纳入民法典各分编时,遵循了内容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稳定性、平等自愿性的四项原则。民法典不设立知识产权编,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一直采用民事特别法的立法方式,其中很多涉及行政管理方面的内容,也难以抽象出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一般性规则;二是知识产权制度仍处于快速发展变化之中,国内立法执法司法等需要不断调整适应。我个人认为,立法机关的有关理由是成立的,有关处理也是符合现实的。第一个理由主要是从立法技术上考虑。因为知识产权法规范的不仅是知识产权的产生(创造)、行使(应用)和保护,还涉及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同时大量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商标等工业产权的产生必须经过行政审查和登记注册等程序且彼此差异较大。如果将相关知识产权法律规范都纳入民法典,势必会造成体系编纂难题,也势必要求对不能纳入民法典的有关行政管理规范另行立法的问题,这会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和立法进程的延宕。当然,《民法典(草案)》也并非都是纯粹的私法规范,也有一定的公法规范,但是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公法规范确实要比一般的婚姻登记、不动产登记等要更复杂一些。李亚兰(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女律师协会会长、黑龙江龙电律师事务所主任):民法典的编纂,是以我们国家现有的民事基本法和单行的民事法律为基础来进行的,所以这次民法典的编纂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它是在现有的民事法律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由此可见,在没有足够的、充分的理由的情况下,会维持现有的民事基本法和单行民事法律并行模式以及这些法律中确立的规则保持不变,这种传统的延续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不变的内容在民法典中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当然,对于不变的内容将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改变时也一定会调整,会作出相应的改变。可以说,这次民法典的编纂,在变与不变的关系上,以不变为原则,以变为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法典虽然没有规定知识产权编,但不影响相关知识产权法正常发挥作用,更不会削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科技创新的支撑。郃中林法官:您对民法典草案中的变与不变关系的把握完全符合辩证法,对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关系的看法也非常符合客观实际。在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问题上,确实也存在一个变与不变或者说变化快慢的关系把握问题,这也正是立法机关未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纳入民法典的另一个主要考虑,也更值得我们充分理解和重视。知识产权作为保护人的智力成果和激励创新的法律制度,随着社会变迁和科技创新越来越呈现出的加速发展态势和知识产权规则国际融合协调的日益加深,知识产权立法频率将会越来越快。我国商标法自1982年以来已修订4次,专利法自1984年以来已修订3次,著作权法自1990年以来已修订2次,目前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的再次修改也已纳入立法机关议事日程。一般而言,民法典宜主要规定稳定性、一般性和规律性的内容,发展性的内容以特别法的方式规定更好,以便为未来发展和及时应对留下空间。如果现在就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纳入民法典,恐难以保持民法典的稳定性。此外,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虽然自上世纪以来大陆法系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法编入本国民法典,但以《俄罗斯民法典》为代表的纳入式立法模式尚未成为普遍做法,相反以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为代表的所谓链接式立法模式(即民法典概括性规定加知识产权单行法的立法模式,也就是目前我国《民法典(草案)》的模式)为不少国家所采用。总之,我认为,《民法典(草案)》缺少知识产权编,从民事权利规范体系的完整性看确实是一个缺憾,但这也是一个务实的选择,这不仅不会影响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力度,反而更有利于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毕竟修改单行法律比修改基本法律要快得多、容易得多。在此,我还想再多说两句。一是不能说知识产权没有纳入民法典,只是说现有知识产权法律规范没有被全面纳入民法典,但毕竟知识产权作为一类基本的民事权利,《民法典(草案)》已有专条予以确认,这是所有现行和未来新制定知识产权法律最基础的民法依据。二是目前知识产权法律没有纳入民法典,并不意味着未来永远不会纳入民法典,只是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暂不纳入,随着时代发展和立法技术进步,不排除未来也会纳入民法典。关于公私法交融问题杨松代表:现在公法和私法交融的现象和案件越来越多,这次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草案)》除了民法规则之外,还规定了许多行政法的规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现象和趋势,引发了大家的注意和热烈讨论。梁凤云(第二巡回法庭分党组成员、二级高级法官):确实像您讲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些年来公法和私法交融的现象比较普遍。一部法律,已经很难讲它是一部纯私法性质的法律还是一部纯公法性质的法律。在起草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是否要规定宪法规范、行政法规范等就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案件的审理有时必须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等强行法规范,行政案件的审理有时也必须适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规范。在民法典中,我们也看到了近百个条文涉及到行政法规范。例如,个体工商户、法人、社会团体、不动产等等,均需要经过登记等行政登记程序才能获得相应的资格或者法律效力。这些规范在民事案件中要适用,在行政案件中也是要适用的。杨松代表:所以,民法典是一部融合了私法规范和行政法规范的法,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在执法和司法活动中要注意到这些规范的存在,准确适用法律规范。梁凤云法官:是的。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也要遵守民法典的相关规范。例如,对于不动产登记,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职责、禁止行为以及登记的效力等等。这些都是行政机关执法的依据,也是人民法院判断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依据。行政机关违反了民法典相关规定的,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可能被人民法院判定为违法。再比如,在征收过程中,民法典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组织、个人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这就是“无补偿,不征收”条款,在法学上被称为唇齿条款。这样的条文既明确了行政机关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才能征收的限制性条件,也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同时还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关于民法典的绿色原则初建美(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通化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市区营销抄表员):21世纪以来,全世界都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这在《民法典(草案)》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总则编就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一规定也被称为“绿色原则”。据我了解,“绿色原则”并不是传统的民法原则,对于《民法典(草案)》的这一规定,您有什么看法?李赛敏(第二巡回法庭审判员、三级高级法官):传统的民法原则中并不包括“绿色原则”,但这并不代表绿色原则不重要,只能说明前人没有面临着和当今一样的环境问题。20世纪是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严重的时期。如果21世纪的人们仍然不重视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发展就难以为继。“绿色原则”将生态安全纳入民法典,引导民事主体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的同时,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有利于平衡个人经济利益与生态公共利益,协调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关系。可以说,“绿色原则”正是我国民法典作为21世纪民法典的重要特征之一。初建美代表:法律原则要通过具体规则才能得到实施。破坏生态环境要承担侵权责任。我注意到《民法典(草案)》的侵权责任篇充分体现了“绿色原则”,如侵权责任编用整章规定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责任,明确生态环境损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另外,物权编里也规定了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那么,这也可能带来一个问题:“绿色原则”与鼓励意思自治、支持经济效益最大化等传统的合同法理念如何协调兼顾?李赛敏法官:您说的这个问题在民法典编篡过程中也很受关注。合同自由是合同法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是合同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在合同编中体现“绿色原则”,只是为合同自由建立环境保护的边界,而不是对合同自由的干预,这个边界是通过把环境保护义务纳入合同附随义务体系来划定的。《民法典(草案)》第50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根据该规定,合同当事人不仅要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遵循诚信原则并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还应当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附随义务。用绿色原则引导当事人的合同履行行为,可有效减少因市场行为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确立“绿色原则”并通过具体制度予以贯彻,是我国民法典对传统民法理论的重要创新,更是对当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回应。·END·诉讼攻略诉讼是心智的博弈微信号:诉讼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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